本科生论文模板范文（第1篇）

　　一、问题缘起

　　国际流域是指跨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河流的集水区域。截至2006年，全世界共有263条国际河流，流经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水量约占全球河流径流总量的60%，流域周围生活着全球约40%的人口。国际流域中蕴藏着丰富的淡水、生物、能源等资源，对流域各国的生产、生活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为了本国利益，各流域国都力图在本国领土内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国际流域资源。但是，某些流域国在争夺开发利用权的同时，却怠于保护国际流域生态系统，甚至为了本国的短期经济利益，向国际流域大量排放污染物质或超量攫取水资源，导致某些国际流域生态系统严重损害。国际流域生态系统的损害反过来又加剧全球性水资源危机。曾被认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资源正缩小为一块“资源馅饼”[1]。

　　为满足本国的需求，各流域国对国际流域水资源这块“馅饼”的争夺日趋激烈，甚至发生对抗。例如，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之间，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约旦河流域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恒河流域的印度和孟加拉国之间，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土耳其和伊拉克之间，多瑙河流域的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之间的水资源争夺战经久不息，已经成为局势紧张的根源。

　　保护国际流域生态系统，使其资源得以可持续利用，平息各流域国在国际流域开发利用中国家与国家间利益的冲突、短期经济利益与长远生态利益的冲突，必须设置有效的制度。在设置具体制度之前，一个先决问题必须厘清，即国际流域生态系统的法律性质问题。国际流域生态系统的法律性质是国际河流生态系统保护制度建构的基础，决定着各流域国在国际流域的开发、利用及保护中享有何种权利，负有何种义务。

　　二、国际流域生态系统法律性质

　　国际流域生态系统的法律性质，主要有两种主张：一是认为国际流域生态系统是一种免费资源，可供各流域国无偿使用;二是认为国际流域生态系统是流域国的共同财富，各流域国在享用其带来的利益的同时负有妥善保护的义务。

　　(一)国际流域生态系统是否为一种财富

　　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提出了“生态系统”一词。自此以后，理论界及实务界纷纷对生态系统的概念、类型及功能等基本问题展开研究。时至今日，社会各界对何为“生态系统”已基本达成共识。一般认为，生态系统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各种生物相互之间，以及生物与外在环境之间通过物质交换、能量流动与信息传递而形成的一个系统的整体[2]。按分布区域和物种特征，生态系统可以划分为淡水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荒漠生态系统等类型。其中，淡水生态系统根据水体是否流动又可分为湖泊、水库等静态淡水生态系统和流域、水渠等动态淡水生态系统。国际流域生态系统作为动态的淡水生态系统，是跨国界流域中的各种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大气、河水及底质等共存环境之间进行持续的物质交换、能量流动与信息传递而形成的有机整体。

　　国际流域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似它的组分如水、水生动植物、土地等有具体的形态，因此，长期以来，国际流域生态系统的价值一直处于被忽略的境地，流域国也未能因其实施国际流域生态系统保护、恢复或重建等生态增益行为而获得相关的补偿。但事实上，国际流域生态系统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具有重大的价值。国际流域生态系统的价值包括直接价值和间接价值两方面。直接价值表现为国际流域生态系统生产的“产品”所具有的价值。

　　例如，流域水资源是人们饮用水、灌溉用水及发电用水等的重要来源;鱼类等各种生物资源为人类提供食物、药物等各种必需品。间接价值主要体现在流域生态系统能够提供生态服务。对于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早在1997年，美国生态经济学家Costanza就于《Nature》杂志上发表《世界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资本的价值》一文，进行了系统的论证。Costanza认为，“全球生态系统在提供物质资料的同时，还具有气体调节、气候调节、水土保持、食物、基因、美学价值等多项服务功能，这些生态服务的价值是当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1.8倍。”[3]

　　国际流域生态系统作为一种动态的淡水生态系统，所提供的生态服务主要表现在调节气候、固碳释氧、净化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补给地下水、提供美学享受和娱乐等各方面。国际流域生态系统不仅能够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所必需的物质产品，还维持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支持系统，是当之无愧的人类宝贵财富。

　　(二)国际流域生态系统是何种形式的财富

　　财富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对于什么是财富，传统观念认为财富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古希腊著名思想家、史学家色诺芬在《经济论》中阐释了自己的财富论：“财富是那些诸如马、羊、土地等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而且，财富的核心在于利用。同一样东西是否为财富，需看人们会不会使用它。例如，“同一支笛子，对于会使用它的人是财富，对于不会使用它的人则无异于一块石头，而只有将它卖掉时才能转变为财富。”

　　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认为，财富的源泉为劳动而不是金银，“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而不是金银购买的”。

　　马克思则对前人研究的成果进行了批判的继承，他将财富理解为社会财富，并将社会财富归结为劳动产品。

　　以上观点对于如何理解财富具有重要的价值，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都只认为财富为具有使用价值的物质产品，却并没有关注到财富背后的东西———自然因素，忽略了自然因素也是物质财富的一个源泉。马克思在其着作中虽有大量论述表明其已注意到社会财富发展的生态需求，包含了生态财富的思想，却也从未用过“生态”和“生态财富”的表述。

　　随着生态危机的出现，人类社会日益意识到，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财富，都需要依托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支撑。譬如，地球如果由于大气严重污染、水资源过度短缺等已不适于人类居住，那么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物质产品的价值都将归于零。因此，在人类面临着严重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的形势下，人们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必须考虑第二种形式的财富———生态财富。生态系统就是一种生态财富，是一切物质财富的基础。

　　国际流域生态系统亦是如此。国际流域生态系统虽然并不直接体现为各种物质财富，但却成为这些财富的依托，只有在一个健康的国际流域生态系统的支撑下，流域国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水、鱼类等各种资源及各种生态服务。因此，国际流域生态系统虽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物质财富，但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财富，即生态财富。

　　(三)国际流域生态系统是谁的财富

　　在地理上，国际流域跨越了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国界，但在生态系统上，国际流域却无国界，是一个无法分割的天然整体。从纵向看，国际流域生态系统是一个线性的连续体，即从上游国源头，至各级河流流域，最后至下游国源尾的一个连续的、流动的、独特的、完整的系统。从横向看，国际流域中的河流与周围的溪流、河滩、湿地、死水区、河汊等形成了复杂的横向系统。河流与横向区域之间存在着能量流、物质流等多种联系，共同构成了生态系统。

　　从纵向看，河流与下层土壤及地下水等形成纵向系统，河川径流量、水文要素等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到河底土壤及地下水状况的影响。国际流域生态系统具有整体性，无法似一般财富可以分割，而只能由流域各国共有，是流域国的共同财富。按照传统民法上的共有理论，共有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按份共有是指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额分别对其共有财产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共同共有虽指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不分份额地享有平等的所有权，但是各共有人对共有财产是有潜在份额的，共有物在最终也是可以分割的。国际流域生态系统共有不同于传统民法上的共有。

　　首先，国际流域各流域国对国际河流生态系统的份额是难以确定的;其次，国际流域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无法分割。因此，国际流域生态系统共有是基于生态系统的自然属性形成的特别“共有”。国际流域生态系统共有的法律内涵在于“共同分享”和“共同保护”。一方面，流域国可以共享国际流域生态系统带来的经济利益及各种生态利益;另一方面，流域国也有共同保护国际流域生态系统的义务[6]。

　　除了流域国外，由于国际流域生态系统具有调节全球气候变化等重要作用，它不仅是流域国的财富，也是非流域国乃至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国际流域生态系统毕竟依附于流域国的领土，与流域国的国家主权紧密相连，权利的享有者和义务的承担者主要应为流域国。首先，在权利的享有上，非流域国可以享有国际流域生态系统的某些生态系统服务，但是对于国际流域生态系统的“产品”，如水资源、鱼类资源等，由于国家主权限制，只能是属于国际河流流域共同体的权利。其次，在义务的承担上，国际流域生态系统保护的义务主要应由流域国来承担，但非流域国为改善全球环境，也可以通过援助项目、补偿基金等方式来资助流域国从事生态保护行为[7]。

　　三、国际流域生态系统保护的制度构建

　　“在缺乏有效治理或者社会制约的情况下，理性和自利国家很难实现集体行动”[8]。国际流域生态系统是流域国的共同财富，各流域国有共同保护的义务，制度的缺乏导致某些流域国更愿意选择“搭便车”而不是主动实施保护行动。推动流域国担负起责任，切实承担流域生态系统保护义务，合理有效的国际河流生态系统保护制度必不可少。

　　(一)国际流域生态系统保护制度构建应遵循的原则

　　法律原则不规定具体的权利义务及确定的法律后果，无法直接实施，但却是法的“灵魂”，是法律精神最集中的体现，在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中起着重要的指引作用。在国际流域生态系统保护制度的建立和实施过程中，必须以一定的原则为导向，以保证国际流域生态系统保护制度内部的协调统一。

　　1.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由国际法中的衡平原则衍生而来，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处理全球环境问题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包含两个基本要素，即“共同的责任”和“有区别的责任”[9]。“共同的责任”是指各国不论大小、贫富、强弱，对保护全球环境的责任与义务是共同的。“有区别的责任”是指虽然各国对保护全球环境负有共同的责任，但由于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对全球性环境问题的产生所起的作用不同，在保护和改善全球环境中所负的责任也是有区别的。

　　在国际流域生态系统的保护上，也应遵守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首先，各流域国承担的保护责任是共同的。国际流域生态系统是各流域国的共同财富，各流域国可以共享由生态系统产生的各种利益，同时，也负有共同的保护责任。其次，各流域国承担的保护责任是有区别的责任。由于对流域生态环境的恶化，一些国家负有主要责任，是他们的排污行为或发生的意外事故对流域生态环境产生了很强的负面影响，他们需要对流域生态系统的保护与恢复承担主要义务。此外，上游国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其所实施的生态保护行为能惠及整个流域，对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国际流域生态系统的保护上，经上下游国协商，在下游国给予相应补偿的前提下，上游国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

　　2.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

　　权利是受到保护的利益，义务是社会主体对他人和社会承担的责任。权利与义务是一致的，不可分离。“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10]，当某主体主张或者行使某一权利时，就意味着其负有一定的义务。任何主体不能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也不会只承担义务而不享受权利。

　　在国际流域生态系统的保护上，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主要表现在：第一，流域国保护责任的大小与其从国际流域中获得利益的多少成正比。获得利益越多，应承担的保护义务愈重。反之，如果流域国通过放弃大坝建设、放弃新建或扩建工矿企业、减少林木采伐量等自我限制行为或在本国境内采取植树造林、建立自然保护区、进行生态移民等积极措施以保护国际河流资源、保育生态环境，也应视其付出的大小给予其相应的权益。第二，贡献国的权利、义务与受益国的义务、权利是一致的。当流域国因他国的生态改善行为获有利益时，其作为受益国基于获得的生态利益对贡献国负有给予补偿的义务，生态利益获得国基于自身提供的补偿有获得生态服务的权利。

　　3.国际合作原则

　　环境保护领域内的国际合作原则是指所有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本着全球伙伴精神，在平等的基础上，为保护、保存和恢复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进行合作。

　　在国际流域生态系统的保护上，由于国际河流具有跨国界流动性、生态系统整体性，这使得国际流域的水量维护、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不是单一国家的资金、技术、人力所能独立解决的，而必须由各流域国在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心协力、共同应对，才能实现国际流域生态系统的改善。因此，各流域国应在缔结相关的生态系统保护协议方面、组建管理机构方面、数据、信息的收集与交换方面、流域生态保护及改善方式的采用方面、争端的解决方面等进行充分合作，最终达到流域环境改善，流域国利益最大化、持续化的目的。

　　4.协商原则

　　在国际河流生态系统的保护上，宜采用协商原则，这是由国际流域的特殊性决定的。在国际流域中，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流域国，每个流域国都是享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因而其生态系统保护不同于一般国内流域生态系统的保护，无法通过法律或政策强制规定流域国承担保护义务，或通过何种方式履行保护义务，而只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协商。经过充分协商确定保护责任分摊，既能为各国所接受，又符合各流域实际情况。例如，当流域国协商确定由上游国采取具体行动下游国提供补偿的方式来改善流域生态环境时，对于相关的流域补偿标准，除了要考虑到贡献国的成本和受益国的收益，还需考虑贡献国的受偿意愿、受益国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生态补偿标准如严重偏离贡献国的受偿意愿、受益国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也难以获得贡献国及受益国的认可。

　　(二)国际流域生态系统保护制度的主要内容

　　国际流域生态系统保护的制度构建主要应侧重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对“负”的行为即生态损益行为进行约束、惩戒，一个是对“正”的行为即生态增益进行鼓励、引导。

　　1.对生态损益行为的约束制度

　　目前，在国际水法中，对流域国严重损害流域资源与环境这种“负”的行为已有制度约束。《国际河流利用规则》第10条、第11条及《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第7条都明确规定，各流域国在本国领土范围内开发利用国际流域资源时，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以防止对国际流域造成污染或加重现有的污染程度。如果确已对其他流域国造成重大损害，负有责任的国家应该立刻采取合理措施消除不利影响，并对流域国所受损失进行适当补偿。这一规定对促使各流域国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流域生态系统遭受严重损害，并在确有损害时维护受损国的利益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国际水法中确立的这一损害补偿制度还停留在初级层次，存在较多不足。首先，受损国只有在受到重大损害时才有权要求补偿或赔偿，而在致害国实施未对他国造成重大损害但却对流域生态系统造成一定危害的行为时未有相应的惩戒措施。其次，对致害后果进行补偿虽有必要，但这种事后的补偿，不仅花费高昂，也难以使得生态系统恢复到原初的状态。此外，国与国间还常因是否补偿、补偿多少等问题发生纷争，影响到国际关系。

　　因此，在国际水法中，应完善对生态损益行为的约束制度。一方面，扩大应予以补偿的损失范围，规定不仅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要进行赔偿或补偿，同时规定流域国实施未对他国造成重大损害但却对流域生态系统造成一定危害的行为时也要承担一定的负面后果。另一方面，不仅要注重对重大损害行为的惩治，更要注意防止损害行为的发生。据此，应建立、完善基础调查制度、国际流域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损害预警制度等预防生态系统损害发生的相关制度。

　　2.对生态增益行为的激励制度

　　如前所述，损害补偿制度存在局限性，未对流域国的一般性污染破坏行为进行惩戒，更不能对流域国进行生态系统恢复和重建这种“正”的行为进行激励，这使得权利的享有和义务的承担处于不平等状态，不符合公平正义，也势必会影响各流域国保护流域资源与环境的积极性。在国际水法中，必须积极构建国际流域生态增益行为的激励制度，肯定及褒扬流域国的国际河流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改善行为。

　　生态增益行为激励制度主要为生态补偿制度。

　　首先，需完善国际公约等普遍性的国际法律文件。普遍性的国际法律文件具有重要的地位，为具体条约的制定、履行起着不可或缺的指引作用。《国际河流利用规则》《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等有影响力的国际法律文件已明确规定对水污染负有责任的国家应对同流域国所受损失提供赔偿或补偿，但却未体现生态补偿，这不利于激励各流域国对国际河流资源和流域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和改善。因此，普遍性的国际法律文件中应规定生态补偿制度，明确贡献国可从受益国获得相应补偿。其次，要缔结国际河流生态补偿协议。国际水法作为国际法，法律约束力较弱，主要靠各流域国自觉行动，而不能像国内法一样可以强制执行。因此，在国际公约等普遍性的国际法律文件中规定国际河流生态补偿制度，还需要在流域国间签订相应的生态补偿条约，以明确相应的权利义务。

　　参考文献：

　　[1]何大明，冯彦.国际河流跨境水资源合理利用与协调管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41.

　　[2]张开城.海洋社会学概论[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0：321.

　　[3]卢艳丽，丁四保.国外生态补偿的实践及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J].世界地理研究，2009(3)：161-168.

　　[4]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M].张伯健，陆大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3.

　　[5]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26.

　　[6]曾彩琳，黄锡生.国际河流共享性的法律诠释[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32-33.

　　[7]黄锡生，峥嵘.论跨界河流生态受益者补偿原则[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2(11)：1402-1408.

本科生论文模板范文（第2篇）

　　[提要]近年来，我国金融业改革和发展取得明显成效。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将决定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经济增长前景，有必要进一步加大金融改革力度，推动宏观经济稳步发展。

　　关键词：金融市场;经济增长;影响路径

　　一、引言

　　金融市场信贷和证券融资规模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发展的核心指标，具有调节宏观经济的杠杆作用，对经济社会影响程度日益显著。金融市场将社会闲置资金从资金所有者转向资金需求者，成为企业和居民筹集资金的主要渠道。金融市场加快了资金重新整合，体现了社会资本的流动性和效益性，对于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资源优化配置，以及我国宏观经济稳步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正处于金融市场发展黄金时期，直接融资比重正在逐步增加，金融资源配置的优化程度将决定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步伐和经济增长前景，金融市场和经济增长相关领域专题研究正受到越来越多经济学家关注。

　　二、金融市场影响经济发展的经济理论基础

　　(一)金融发展理论视角下金融发展与经济关系

　　20世纪九十年代，金融发展理论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卡普从“加强金融深化”角度，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问题，从效用函数提出金融市场形成机制，引入了不确定性(流动性冲击、偏好冲击)、不对称信息(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与完全竞争相悖的风险因素，对金融市场的形成做了规范性解释。在论及金融发展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时，卡普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是重点依靠金融体系资本的优化配置，企业融资资本的效益扩大使生产者持有的现金余额增大。金融发展理论主要研究金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探讨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政策组合，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合理利用金融资源以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视角下金融市场与经济关系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为金融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德国学者戈德斯密斯认为，以往金融理论忽视了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机制，探索建立内生金融市场模型，试图弥补以往该领域的不足。他指出一个国家或地区宏观经济的长期增长，是由一系列具有长期影响因素决定的，金融政策和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影响，经济增长须以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协调发展为背景，依托于金融市场的整体建设，提高金融资本效率。金融市场运行成本导致了金融市场内生机制，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企业由于规模较小，无力支付金融市场的高融资成本，从而无法形成有效的金融市场;随着经济发展和企业规模扩张，金融市场的收益超过金融市场的参与成本，金融市场机制会自然形成并推动经济发展。

　　三、金融市场影响经济发展主要路径

　　(一)居民储蓄规模和储蓄率影响因素

　　金融市场规模、效率和融资机制都会对储蓄率产生影响，金融市场发展不仅能够创造更多的金融工具、扩大信贷与证券市场规模，还能大幅增加金融中介机构数量，以上因素能降低储蓄收集成本并克服信息不对称。美国经济学家Cass把储蓄率引入到新古典增长理论中，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投入要素。通常，与通货膨胀水平相匹配的利率水平会促使居民储蓄率达到最优状态，同时消费信贷和抵押贷款等融资方式减少了融资者约束，有利于企业规模扩张和经济发展。现代化证券市场促使居民将银行储蓄投向收益率更高的证券市场，为社会资金提供投资平台，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动机，而且成为企业最重要融资平台，证券市场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

　　(二)金融市场决定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

　　我国是全球储蓄率最高国家之一，储蓄转化投资效率不高会导致银行业风险累积，对我国金融市场乃至国民经济发展都有较大影响。金融发展水平决定了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金融市场快速发展使企业在经济效益驱动下，主动通过银行和证券市场利用居民储蓄。高效的金融市场具有较高信息透明化，及时传递金融市场信息，促使闲置储蓄资金转化成市场运营资金，提高资本形成效率，而且提供了不同风险项目组合，减少流动性风险。目前，我国高储蓄率是社会保障不健全、住房公积金、社保等高缴费率等背景下，居民基于对未来安全忧虑而采取的被动策略。

　　(三)金融市场效率提高了金融资本产出效率

　　金融市场将社会有限的金融资源配置到效益最好的企业以及行业，从而创造最大社会产出，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反映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金融市场中资金需求者使用金融资源，向经济社会提供有效产出的能力。随着金融市场更加透明完善，金融市场融资规模逐步扩大，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效率指标也构成了影响资本产出效率的重要衡量指标。内部管理机制健全的商业银行和具有良好流动性的证券市场，让资金需求者获得有效市场信息，促使资本流向优质企业和项目。金融市场高效的调节资金余缺的作用，提高了金融资本产出效率，有助于提高社会总回报率、加速财富积累和经济增长。

　　四、启示及建议

　　目前，我国金融业改革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服务经济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但也存在金融机构经营方式总体粗放，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和民生改善支持不够等问题，亟须进一步加大金融改革力度和步伐。比如，通过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放宽市场准入，鼓励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发展普惠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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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财务专业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是专科及以上学历教育为对本专业学生集中进行科学研究训练而要求学生在毕业前撰写的论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大专会计财务专业毕业论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随着市场经济机制的不断深化，市政工程项目投资呈现出明显的多渠道发展趋势，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要对市政工程财务管理有足够重视度，提高市政工程财务管理的规范性和系统性。财务管理贯穿在市政工程建设全过程，只有做好财务管理控制，才能够更好的实现对资金的有效控制和管理。当前我国市政工程财务管理措施尚未完善，在具体应用中容易有问题出现，因此，必须要明确市政工程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给予针对性的控制策略，本文就此展开了研究分析。

1市政工程财务管理必要性

市政工程财务管理工作的开展，能够贯穿在工程施工全过程，从整体性角度出发，实现对资金运转的集中管理和控制。当前我国在企业制约方面逐渐减少，效益好、效率高企业在竞争中更具优势，利用财务管理，能够更好的满足资源优化配置需要。

2市政工程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1财务管理的意识和制度存在问题

虽然市政工程管理工作中财务管理有广泛应用，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仍有部分管理人员未能对财务管理重要性有清楚认识，甚至有单位财务管理工作尚未落实在工程建设全过程，工程财务管理存在有落后和被动问题，增大企业资产流失，经营管理过于混乱，监督管理难度大。当前市政工程财务管理工作的开展还一定程度上受到世界范围经济制度等因素影响，市政工程项目承包商未能做好对管理人员的培训和教育，财务管理中容易有成本核算混乱以及税费托缴等问题出现，影响市政工程财务管理有效性，给承包商、政府等带来严重影响和损失。

2.2市政工程财务成本核算随意性大

市政工程施工单位同样属于社会经济组织，成本核算需要其独自完成，在成本核算工作中，包含企业生产经营全部盈利和亏损等，以此准确评价企业财务管理状况，给予科学合理监督控制。但是有市政工程财务管理工作在实际应用中存在有成本核算环节混乱问题，未能严格执行相关制度和规范，比如在基础材料收取派发、票务管理等方面，未能严格按照规范执行，导致市政工程项目预算资金与成本投入之间存在有较大的偏差。成本核算缺乏规范性，财务报表准确性将很难得到保证，不仅会影响施工企业的正常运行，甚至还会损害到企业投资收益以及社会效益。

2.3工程财务处理不规范，资产管理不到位，决算缺乏及时性和全面性

财务管理人员受到自身经验水平和工作习惯等因素影响，多数市政工程财务管理工作缺乏规范性，利用虚开非法票据等方式减少不合理支出，在工程应收款入账方面缺乏及时性和真实性，存在有骗取国家财政拨款等财务行为，对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有严重影响。另外，很多工程项目财务管理部门财务管理工作的开展未能严格按照规范在竣工三日内向财务管理部门提供验收报告、投资情况表等，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内外部审计部门工作开展难度，同时还会对之后资料档案归档造成一定的影响。

3市政工程财务管理策略

3.1健全市政工程财务风险控制

市政工程财务风险控制体系的优化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第一，明确市政工程项目的具体决策依据、流程和权责制度等;第二，详细把握概预算编制依据、内容和流程，使各项预算审核得到有效落实;第三，明确各款项付款方式，严格按照合同中约定内容支付价款，避免有提前支付等情况出现。

3.2加强财务管理意识，健全财务体系

首先，对市政工程财务管理重要性有清楚全面认识，做好对财务管理人员职业素养以及专业技能等方面培训，增强市政财务管理队伍综合素养;其次，明确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之间的关系，财务管理工作的开展能够使帮助企业实现价值最大化，在工作内容方面包含企业会计报表、经营效果评价等，会计核算为财务管理最为重要方式和途径，在工作内容方面以企业记账报账为主;最后，增强管理市场秩序，市政工程必须要由业主单位做好信息的及时更新和发布，建立第三方审核机制，实现对招投标行为的规范和完善。

3.3加强成本核算，对资金成本给予全面性监管

做好市政工程成本核算，给予科学全面的成本管理和控制，能够为财务管理有效性的提升提供重要支撑。首先，施工企业各部门在申请拨款时，需要先由审计和规划部门对支付审核表进行审核，之后由业务管理部门提交至财务管理部门，采取逐层递进财务审核方式，更好的满足财务管理工作实际需要;其次，财务管理部门成本核算工作的开展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健全审核程序，按照审核程序做好各方面审核，将其呈报至企业管理层;最后，结合审核结果及时做好资金使用规划的优化和调整，充分展现财务管理灵活性特点，确保整个财务管理工作处于动态控制。

3.4做好资金计划管控，规范工程资金使用

利用预算管理系统等，实现对资金预算管理和使用方面的有效管理，市政工程建设单位需要根据工程进度定期提交资金计划，严格按照付款程序进行款项支付，从各个施工环节出发提高财务信息管理透明化，确保各项工程款支付得到有效监督，控制工程预付款不超过合同规定范围，避免有资金沉淀和不足等问题出现。

4结束语

市政工程财务管理工作的开展不仅关系到市政工程建设成本和花费，同时对市政工程建设质量和建设进度有重要影响，当前市政工程财务管理工作的开展还存在有一定的问题和不足，市政工程财务管理工作必须要结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做好问题的分析，制定针对性的管理措施和策略，提高市政工程财务管理有效性，更好的满足市政工程施工建设需要，支撑城市发展进步。

本科生论文模板范文（第4篇）

　　军校是我国培养社会主义军事人才的摇篮，是培养可靠的军队干部和优秀军事指挥官的重要基地。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军队正在积极开展依法治军建设，不断加强军队官兵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已成为推动军队健康长远发展的必要保障。军校学员是军队建设的后备军和未来中坚力量。注重对军校学员法律意识的培养，不仅有利于促进军校学员在校园期间能够遵纪守法、严于律己，更有利于军校学员在进入军营甚至在退伍转业后的新工作岗位上，能够自觉维护法律权威、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自愿按照法律法规办事，不断增强依法办事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从而成为我国国家安全、军队建设、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坚决扞卫者、积极建设者和共同推动者。

　　一、法律意识概述

　　从哲学上讲，社会存在社会意识，法律意识就是社会意识的一种重要表现，是一定国家、地区和民族在一定时期所形成的与法律制度、法律行为等有关的观点和看法。从法学视角来看，法律意识则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和条件下，人们对法、法律等行为、现象的所有思想观点、心理反映的综合统称，简单来说，也就是人们对法律的认识与看法，以及人们对执法、守法自觉程度的认识和看法。法律意识跟人们所拥有的世界观、人生观、世界观和社会伦理道德等具有非常密切的关联。从内涵构成来看，法律意识具体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是：法律知识、法律观点、法律观念。其中，法律知识是关于法理理论和法律内容、条款的基本知识，人们只有了解和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才产生相关的法律意识，因此法律知识是人们形成法律意识的重要基础;法律观点，是人们对法理哲学基础、法律内容、法律行为、守法和违法现象的认识、理解和看法，它是法律意识的核心和灵魂;法律观念，是人们在内心深处对法律本身的敬畏、重视以及自觉拥护、扞卫和遵守的具体程度。例如：如果一个人在做人做事时能够处处想到运用法律、依靠法律和遵守法律，能够自觉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约束自己的活动，人们就说这个人具有了比较强法律观念，反之则说一个人的法律观念缺乏或淡薄。

　　二、当前我国军校学员的法律意识现状

　　我国军事院校形成了良好的军事教育传统，随着数十年来军队严纲肃纪的重要举措和法律基础课程的开设，从整体上看，与同龄的其他非法律院校学生相比较，军校学员的法律知识水平和法律综合素质较高。但是，与现代法治要求标准相比，军校学员的法律意识还存在不少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改进和提高。例如：

　　许多军校学员对法律的了解和认知还存在一知半解的问题，在一些法律学习方面还比较薄弱，法律知识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一些军校学员还存在法律意识不强，法制观念落后的问题，与现代法治的相关理念相比较，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一些军校学员对宪法和法律缺乏切实、深刻的信任，对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军的信念不够坚定。从近些年来通报和报道的军人违法违纪案件来看，法律意识淡薄，已经成为极少数军人走上违法犯罪歧途的重要诱因。具体而言，当前军校学员在法律意识方面还存在一些误区。

　　(一)误认为人治比法治更“管用”

　　虽然经过法律课程的学习，绝大多数军校学员都认为法治具有积极作用和重要积极，但“人治”思想还在一些学员中存在，错误地认为由于中国自古缺乏法治传统，而部队具有特殊性，更强调服从长官命令，因而在部队人治比法治更管用，只要做到一切行动听从首长指挥、遇事及时请示汇报和抓好落实即可，因而在实际的生活和工作中，习惯于等待上级机关和领导的命令、指示，对法律法规的学习不积极、不上心，有的甚至“心中无法”，完全违背法治的原则和初衷。这是一种典型的人治思想，过分夸大了领导的作用，而忽视了法律的价值，需要坚决反对和积极引导、教育及改变。

　　(二)误认为法律仅仅是军队实现管理的工具

　　有的军校学员认为，法治就是用法律来治理，只是军队管理和治理的一种工具，自己只是一名普通士兵，是治理的对象而不是治理的主体，因而无需用心学习和掌握法律知识和法律理论;有的认为军事法主要规定了军人的军事义务，规定的权利也是为了义务目的而服务的，因此应主要强调军人的服从、奉献和牺牲，因而不能正确看到法律对权力的约束限制和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作用，从而不能积极主动地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有的简单地认为遵守法律就是遵守刑法，其他法律尤其是民事法律与自己关系不大，因而没必要学习掌握，有的甚至在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后仍然全然不知。

　　(三)注重专业学习而轻视法制教育

　　一些军校学员和军校干部，错误地认为，专业学习才是真正的“硬指标”，法制教育只是应付上级检查的“软指标”，因而“只要专业能够学习好，其他都不是问题”;有的军校学员则认为，法律意识是作风和小节，法制教育什么时候都能够搞，因而无须立即抓，可以慢慢抓，因此造成一些军校的法制教育忙时放一放，闲时抓一抓，有时常常“挂空挡”，很不利于军校学员的法律意识的培养和提升。

　　(四)重视法律形式教育而忽视日常法纪教化和管理

　　一些军事院校为了逃避责任，简单地把形式化的法律教育放在嘴上、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并将其作为预防和治理各类事故、案件的“百宝箱”和“灵丹妙药”，因而放松对军校内部的日常法纪教化和综合性管理;有的军校学员错误地认为，只要不“捅娄子”、不制造出事故和案件，就不需要花大力气抓法制教育和作风建设，使得日常管理工作常常不能落到实处，从而严重影响了军校学员法律意识的真正培养和切实提高。

　　三、军校学员需要加强的几种重要法律意识

　　我国各军事院校要培养合格的、优秀的、一流的现代化军事人才，必须要坚持把培养和提高军校学员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对于军校学员来说，应重点帮助他们培养和形成以下几种重要的法律意识：

　　(一)宪法和法律至上的意识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一切公民和法人都必须遵循的综合性法律准则。实现依法治军和军队法治化建设目标，必须首先树立宪法至上的思想和理念。其次，军校学员要加强对民法、刑法等常用的法律知识的学习，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使得法律权威不可动摇，法律规定深入人心，尊法、遵法、守法、用法成为军校学员学习、生活和训练的基本准则和价值追求。最后，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我国军事立法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已基本形成了现代化的军事法律体系，但许多军事学员对军事法律的重视和学习力度还不够大，军事法律的权威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

　　法律既规定了人们的义务，更赋予了人们的权利。权利意识，要求人们能够对自我权利进行积极认识和维护，对他人权利进行积极尊重和认同。权利意识是法律意识的核心，在军校法制宣传教育过程中，要加强对官兵个体合法权利的宣传和保护，帮助他们树立充分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官兵在个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或侵害时，不能一味忍气吞声和随意放弃权利，要本着依法、有理、有据的方针，充分利用《宪法》、《兵役法》等法律法规，自觉维护和扞卫自身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三)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和约束的意识

　　权力如果不受约束和监督，就很容易被滥用和异化，这是人们在探索法治实践中得出的重要经验。只有将权力置于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并接受法律的全过程约束和监督，才能够有效防止权力失范和异化，从而实现依法治军和全面依法治国目标。军校学员大都可能走上军队领导干部岗位，因此要让学院从入校入军的那天起，就树立起权力必须受到约束限制的思想，并用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来约束学院的思想和行为，从而确保学员在将来的军旅中能够严格要求和约束自己，坚持依法办事和依法管理。

　　(四)“条令条例也是法”的意识

　　受中国传统刑罚观念的深刻影响，一些军校学员容易将法律简单地与刑法相等同和混淆，从而误认为军队中的条令、条例等军事法律只是制度，不是法律。因此，要通过有效的宣传教育手段，帮助军校学生自觉树立“条令条例也是法律，而且是重要的军事法律”的意识，从而自觉学习和遵守《纪律条令》、《内务条令》、《院校工作条例》、《政治工作条例》等军队条令条例，并积极抓好执行和落实，逐步养成按照军事法律办事的习惯。

　　四、增强军校学员法律意识教育和培养的对策思考

　　(一)科学设置法学课程，增强军校法制教育

　　法学教学是增强学员法律意识最直接、最有效率的方法和途径。军事院校应结合院校实际和学员需求，不断在法律基础课程的课程设置、教学目标、课时长短、教学方法、教学案例等方面积极探索和创新，将法律意识的培养贯穿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始终，及时关注和研究新形势下的法律变化情况和官兵在实践中遇到的法律难题，努力提高军校法律课堂的趣味性、生动性和有效性，增强军校法制教育。

　　(二)开展经常性的法制宣传，营造良好的法治校园文化

　　要充分利用军事院校的资源和优势，高度重视宪法、法律尤其是军事法律的法制宣传，努力发挥校园法制宣传员、法律教员、法律顾问等作用，积极开展普法知识竞赛、军事法律演讲比赛等校园法治活动，加强普法宣传，营造良好的法治校园文化氛围，使学员在不知不觉中形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良好习惯。

　　(三)坚持严格管理部队，提升依法管理水平

　　把加强部队作风建设与加强院校法治建设有机结合，重视对学员的调配、轮训和学习指导，不断增强军校学员的法律知识水平和法律精神涵养;在从严管理军队的过程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仅仅引导学员正确处理好合法与合理、合法与合情的关系，自觉做依法办事、依法管理的践行者。同时，要加强依法治国的有关政治理论学习，坚决践行“三严三实”，坚决反对和遏制军队“四风”，营造良好的军队作风和守法护法环境。

　　五、结语

　　军校学员是军队建设和发展的中坚后备力量，是党领导下实现强军目标的关键力量。良好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综合素质是军人社会适应能力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方面。加强学员法律知识教育，增强学员法律意识，提升学员的法律修养和思想境界，是当前各大军事院校军事人才培养的重要共识和发展目标。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军、强军的时代下，加强军校学员法律意识的培养，既是适应社会趋势和潮流的必然要求，又是推进强军目标建设中的光荣使命。

　　参考文献：

　　[1]曾皓.论军校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韶关学院学报.2010(8).

　　[2]陶波.论军校学员法理念培育的切入点。传承.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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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一个行政行为或决策的形成要通过材料搜集、考核、讨论和决定等步骤，过程性信息属于行政决策和行政行为决定前的信息，但是由于过程性信息上位法的缺位，理论界和实务界在过程性信息豁免公开范围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标准，本文主要过程性信息豁免公开的正当性，探究过程性信息豁免公开的范围。

　　关键词：过程性信息;正当性;豁免公开

　　中图分类号：D9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7)02-0121-01

　　第一、其有一定的立法支撑，从《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

　　①、《广州市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办法》②、《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③等多地细则中看出，各地方政府立法规定是将过程性政府信息作为政府信息中的不公开信息的方式来处理，此外《意见》只是规定其一般不属于应该公开的信息，从含义上理解，是属于政府信息中不公开的信息。第二，信息划分的范围取决于制作主体和程序，假如信息间的制作流程和主体是一致的，那么，这些信息在同一个范畴内，然而政府信息和过程性信息的制作主体都是行政机关，并且都是通过外部程序形成的，属性上具有一致性。如果因为其在行政行为和行政决策之前的表现形式就否定属于政府信息，在逻辑上明显是矛盾的。

　　二、过程性信息豁免公开正当性

　　过程性信息作为政府信息中的一种，应当遵循“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过程性信息应当以“豁免为例外”的原则在学术界和司法界没有较大的冲突，过程性信息的不公开原则有‘法定不公开说’和‘裁量不公开说’两类观点的分野。“法定不公开说”认为《意见》中早有不公开的规定。“裁量不公开说”承认过程性的一般豁免，但是豁免权由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裁量，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专家建议稿中曾规定行政过程性信息的公开会引起混乱或影响决策的属于公开的例外。④从建议稿中可以看出，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豁免公开考虑的因素是否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

　　笔者认为，过程性信息中豁免公开属于“法定不公开说”，其内容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意见》还有各地方政府规章中有规定，过程性信息一般不予公开。但是过程性信息并不是全部豁免公开，其中公开的部分又属于“例外中的例外”，过程性信息坚持公开为原则，豁免公开为例外符合《意见》的要求。此外，根据政府信息公开的目的，行政机关在决定行政行为和行政决策时要尽量的让公民参与进来，这不但可以使行政行为和行政决策更加透明化，还能保证行政机关廉洁高效，同时也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因此，过程性政府信息的豁免公开是具有正当性的。

　　三、过程性政府信息豁免内容的限度

　　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在过程性信息公开方面防止信息的泄露，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对过程性信息采取了绝对的豁免，如果仅仅考虑必要信赖关系而采取绝对的豁免，难逃侵害公民知情权等权利的嫌疑。过程性信息在内容上包括事实信息和意见性信息，事实信息，也叫做客观事实，主要包括信息形成过程中搜集到的基础数据、笔录等。客观信息不因行政行为和决策的改变而改变。而意见性信息包括行政机关内部之间或不同行政机关中的批复、请示等，具有主观性，对最后的行政行为和行政决策都有很大的影响。由于事实信息和意见性信息对过程性信息公开对社会稳定和公民权利的影响程度不同，笔者认为事实信息予以公开，意见性信息实行豁免公开，重点分析过程性信息内容，基于公开的正当性，按照利益衡量和坦诚等原则，对自己的观点进行逻辑论证。

　　(一)事实信息应当公开

　　从信息公开立法草稿中发现过程性信息不公开的原因是考虑到过程性信息自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使行政机关最后的行政决定会出现反复的情形，如果随意公开过程性信息，可能会对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产生影响，并且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危害。⑤查看众多的司法案例，大多数司法机构和行政机关按照《意见》判定为过程性信息，采取了绝对的豁免，明显的违反了信息豁免公开的初衷，忽略了事实信息的特征。过程性信息中事实信息是行政行为和决策的事实依据，具有客观性和成熟性等特性，它不因行政决策和行政决定的变化而变动，事实信息的公开能使相对第三人全面的了解行政行为和行政决策制作的流程，全面的维护自己的利益。

　　(二)个人意见信息豁免公开

　　过程性信息中意见信息一般包括不同的行政机关之间，和行政机关的不同部门之间的审批和请示以及包括专家们的提出的观点、意见等。对于这些意见性信息一般豁免公开，很多国家都采取了这样的做法，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看出，我们国家也是采用了这种态度，因为任何法律规范由于具有先天的滞后性等特征，使得法院和行政机关在依据法律作出的决定或者判决中会对相对人的权益产生一定的损害。法院在判决中为了保护相对人的利益，可能会通过阐明法律的方法保护相对人的特定利益。

　　所以这种所倾向保护的利益就是优先利益。⑥因此，一个行政决策的形成其实也是一种利益衡量的比较，它的产生具有一定的背景，如果意见信息也采取公开的方式，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将会发生冲突，利益争斗也会越演越烈，从而使决策过程受到影响，司法实践甚至因为舆论的压力导致迎合某些利益主体，从而影响了决策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为了使行政决策更加合理和全面，保证决策过程中每个人能畅所欲言，豁免公开是正当的。

　　但是在应用坦诚原则时，也要注意区分坦诚原则的合理性，参考到意见性信息公开后的压力，笔者认为这一豁免理由应当只适用于自然人的活动，而不适用于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作为执行部门，并不存在自然人所可能承受的这种压力，因此可以行政机关整体的名义对外公开内部协商信息的具体内容，不公开意见来源者的个人信息，不会严重影响决策的正常性。⑦同时行政机关意见性信息的公开，就是为了使不同利益主体的碰撞，迫使决策者认识到自身对决策的重要性，在决策时能更加的谨慎，使行政行为更透明和民主。

　　在域外制度中，这种将机关意见与个人意见区别处理的先例很早就已经出现。例如，荷兰的《政府信息公开查阅法》规定：当申请涉及信息所在文件是为了内部协商起草的，则不得公布、泄露其中包含的有关对政策的个人意见的信息，为有效、民主政府之利益，可以公布对政策的个人意见的信息，但信息不能具体到个人，如果表达意见的人同意，则公布的信息可以到个人。⑧该制度是一个递进的过程，坚持意见信息豁免公开的原则，当涉及利益衡量的情况下，只能公布到机关意见，在公布个人意见信息时候，采取相关人自愿原则，如果个人同意则可以公布到个人意见信息。荷兰这种区分原则对我国过程性信息公开有一定的借鉴。

　　(三)事实信息和意见性信息混同应分割

　　在实践中，过程性信息不仅仅只包含事实信息，而是与其他政府过程性信息中意见性信息混同在一起的。例如，为了行政管理，首先会搜集到和行政事项有关的书证、物证和调查报告以及行政执法笔录等，其中书证、物证属于事实信息，行政执法笔录而属于意见信息，在事实信息和意见信息的难以区分的条件下，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如泰国的《官方信息法》就规定，国家机关内部为履行任何行为而提供的观点或者建议，禁止公开，但不包括提供内部观点或者建议所依据的技术报告。⑨泰国采取区分处理的办法，对事实信息予以公开，意见信息采取豁免公开的原则。

　　其实在国内也是有这样的案例，例如，徐某某诉上海市闵行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拆迁案中⑩，在此案中，原告要求公开信息有“《案件审批表》《谈话通知书》、《询问笔录》、《上海闵行区规划和土地理局<协查通知书>》、《协助调查回复函》、《案件处理审批表》、《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行政机关同意公开谈话通知书、询问笔录、协查通知书、协助调查。对案件审批表、案件处理审批表、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等选择不予公开。最后，原告不服，两级法院都采取了维持判决。回复函法院认为认定该信息是否可以公开应当考虑过程性信息的特征和保护目的。

　　过程性信息是行政机关在正式决定形成过程中的信息，对正处于决定形成过程中的信息，保护的目的在于防止信息泄露影响执法活动的顺利进行，避免由于信息泄露引起的误解和乱。回观本案，谈话通知书、询问笔录、协查通知书、协助调查等信息属于事实信息，而案件审批表、案件处理审批表、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则属于意见性信息，行政机关在处理事实信息和意见性信息采取了区分原则，对意见性信息采取了绝对的豁免。

　　因此，笔者认为，在混同条件下，基于信赖保护原则，考虑到过程性信息不确定性的特点，其中的意见性信息主观性，如果采取公开原则，行政决策反复无常，则会使行政机关威严下降，公民对机关的信赖程度也不断的下降。因此，在过程性信息的公开问题采用区别对待的态度，即确定性的信息予以公开，而不确定性的信息由行政机关根据公共利益行使自由裁量权，既可以确保决策制定者在制定决策的过程中能够毫无后顾之忧的充分思考并且发表自己的意见，还能稳定社会秩序，更能树立政府权威，减少公民与行政机关乃至司法机关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同时事实信息的公开，可以防止政府害怕因为暴露错误和疏忽而不予公开，事实信息的公布，不但可以起到纠错更正的作用，还可以让公民参与到行政决策和监督中，实现政策的透明化。

　　参考文献

　　1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45.

　　2孔繁华.过程性政府信息及其豁免公开之适用[J].法商研究，2015(5).

　　3应松年.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613.

　　4应松年.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380

　　5该条规定属于行政机关讨论、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应当告知申请人不属于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

　　6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包括下列政府信息：(六)内部研究、讨论或审议过程中的信息.

　　7除行政机关将文件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外，属于调查、讨论、处理过程中的政府信息，因其内容不确定.公开后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或者社会稳定的，不得公开.

　　8周汉华主编.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专家建议稿[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114.

　　9戚红梅.我国政府信息豁免公开制度研究[D].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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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信仰是在法律职业形成的过程中形成的，法律职业共同的精神追求。法律职业信仰的表现形态包括法律信念、法律理念、法律观念、法律意识等，其核心是一种对法治的精神追求。

　　关键词：法学;职业道德

　　一、我国法学本科阶段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现状及其原因

　　1.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中法律职业道德考核的分值偏低

　　从2002年开始，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将法律职业道德纳入考试范围，但是考核的分值始终徘徊在5分左右，与其他的内容动辄几十分相比较很难引起人们的重视。目前，很多高校在确定本校的法学专业教学计划时主动向司法考试中考核内容较多的科目倾斜。暂且不论这种做法的对错，但在实践中却直接导致了法律职业道德课程的虚设，甚至有的高校根本就不设这门课程。有关法律职业道德的内容，却在法理学、诉讼法或者司法制度概论等课程中讲解。这一点也显示了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在高校法学专业课程设置中地位较低。此外，很多高校在法学本科专业教学计划中设置思想道德修养课程，作为必修课，但没有专门设置系统学习法律职业道德的课程。思想道德修养课程主要是讲解公共道德的课程。法律职业道德虽然属于道德的范畴，但不同于公共道德。法律职业道德具有主体的特殊性、规范的明确性和具有较强的约束力的特征。法律职业道德适用的主体主要是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法律职业人员，对于非法律职业人员没有约束力。法律职业道德不能停留在一般道德准则层面，必须形成具有明确权利义务内容的、具体的标准和可操作的行为规范。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约束法官行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约束检察官行为的《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试行)和中华律师协会通过的约束律师行为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这些基本规则都对相关法律职业的道德作出了特别的要求。而且，这些规范均具有实质性的约束力。如果违反了职业道德规范，均要求追究相应的纪律责任，甚至是法律责任。所以，思想道德修改课程不能完全取代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再加上思想道德修养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效果欠佳，根本不能满足法学专业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要求。

　　2.法律职业道德领域的专业研究人员较少，师资缺乏

　　目前在法律职业道德领域内进行专业研究的人员较少，各高校中从事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师资严重缺乏。这也直接导致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开设的困难。部分高校在法学教学计划中将法律伦理学作为法学选修课程。但是因为缺乏专业的师资，该课程一直没有真正开设。有些高校虽然开设了该课程，但是多由法理学或诉讼法学方面的教师担任主要教学工作。这些人员没有真正研究过法律职业道德，因此，该课程的教授也只能限于对有关职业伦理规范的讲解。另外，法律职业道德课程方面的教材和资料也相对较少，对于该课程的开设也有较大的影响，直接制约了法学本科阶段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发展。

　　二、完善法学本科阶段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措施

　　1.明确法律职业道德在法学本科阶段的目标和定位

　　我国目前司法改革中提到了“审判分离”，对于司法官不但要求具有成熟的司法经验、深厚的法学知识背景和一定的修养，还要求司法官具有公正清廉、忠于法律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者必备的素养之一，因此，法学教育必须重视法律职业道德的教育。我们应该改变目前对法律职业道德的忽视态度，在设立法学本科阶段的培养目标时，明确法律职业道德的内容。在确定法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时，法律职业道德应该成为核心课程之一。

　　2.加大法律职业道德在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中的考核比重

　　设置法律职业道德门槛法律职业道德一直是各国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对法律职业群体具有重要的意义。英国大学的法学院除了比较重视对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培训外，还有重点地安排教学计划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如道德、法律伦理、职业素质、律己意识等。美国大部分州要求学生在获得律师职业资格之前必须通过律师职业道德考试。在通过律师职业道德考试和律师资格考试后，美国法科毕业生仍须通过由各州律师公会主持的“道德品格”考察和面试才能宣誓成为正式律师。与英美等国家对法律职业道德的要求相比较，我国对法律职业道德方面的要求是比较低的。就律师职业来说，只要品行良好，没有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和被开除公职、吊销律师执业资格，就可以取得律师执业资格。没有对法律职业道德做特别的要求。这也直接导致了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在实践中得不到重视。因此，笔者建议应加大法律职业道德在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中的考核比重，提高相应的分值，改变目前各高校中不设或者虚设法律职业道德课程的现状。另外，在取得有关职业资格和执业资格时，提出高于普通大众公共道德的要求。

　　3.探索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提高法律职业道德课程的教学效果

　　法律职业道德的教学必须使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内化成法律职业人人格的一部分。虽然不同的法律职业，具体的职业道德并不完全相同，但法律职业道德包括忠于法律，忠于职守，廉洁公正以及行为端正自重等，这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共同遵守的职业伦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决定了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单纯地对学生进行伦理道德说教，而是应该通过收集大量的法律实践资料，创设生动的法律职业场景，通过多种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大学本科阶段是法律职业道德培养和教育的关键时期，是法律职业人形成法律职业道德的重要阶段。在教学方面上，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和法律诊所等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道德情感体验的环境，使法律职业道德真正内化成他们的信仰。此外，也可以聘请具有较高的法律威望的专业人士为学生做法律职业道德方面的专题讲座，提高学生的道德认同。

　　4.培养法律职业信仰法律职业

　　信仰是在法律职业形成的过程中形成的，法律职业共同的精神追求。法律职业信仰的表现形态包括法律信念、法律理念、法律观念、法律意识等，其核心是一种对法治的精神追求。如果主体本身缺乏法律信仰和精神追求，没有规则至上的信念，没有权利本位与权力控制的观念，法治也很难实现。因此，在法学本科阶段的教学中，不仅是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其他法学课程包括理论性和应用的课程的教学中，都必须将法律职业信仰的培养作为其重要的内容。

　　参考文献

　　1、加强我国法学专业实践教学的思考董万程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06-25

　　2、法学专业双师型教师培养途径探析杨芳霞; 李德恩; 朱霞前沿2010-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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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诚信及会计诚信建设问题

在自然经济和传统文化层面上，诚信是道德文化的核心，强调的是内在品德修养，追求的是人格高尚，境界崇高，更侧重于精神方面的追求，会计诚信问题的经济学思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二字具有极其重要的分量。"忠义礼智信"是人们提倡并力求遵守的行为准则。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过："人而无信，未知其可也。"又说："信则人任焉"。荀子认为："养心莫善于诚"。老子也把诚信作为人生行为的重要准则："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庄子把"本真"看作精诚之极至。这些圣贤哲人的论述，生动显示了诚信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价值和地位。在当时社会经济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市场交往不发达，诚信更多停留在"自省"、"自律"程度。因此，重农轻商，重义轻利是其主要特征，诚信的形式和内容都比较简单。但如今的情况截然不同了，会计诚信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现实物质利益联系如此紧密。

会计诚信是市场经济的要求

我们对于如何建立市场制度的认识很有限，大多是书本知识，经过近20年的实践，使我们懂得了建立市场制度最根本的是两条：一是"产权明确"，产权不明确就无法交换，资源优化配置就无法实现;二是"交换必须平等、自愿、没有欺骗"，如果不自愿、不平等、不诚信，市场就会提供错误的信号，资源优化配置也无法实现。如果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搞市场制度的目的就没有实现，市场制度的优越性也就没有了。因此，不搞欺骗，讲求诚信，是建立市场制度的基础条件之一。

1、诚信既是道德资源，又是经济资源

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既是道德资源，又是经济资源，诚信在保障交易正常进行中具有重要作用。进入市场经济以后，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交换方式的发展，人们很难再游移于社会经济之外，而具有了更为明显的社会性和现实性。诚信也被赋予了更多的物质内容，从道德追求进入到物质生活领域，财经会计论文《会计诚信问题的'经济学思考》。这种诚信理念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如果传统文化的诚信强调"克己复礼"，那么现代诚信则强调"互利"和"双赢"。因此，诚信在伦理学家看是道德资源，在经济学家看则是经济资源，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在经济活动中，若道德缺失，信用遭破坏，就会导致市场秩序混乱，交易链条中断。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环节上，生产、运输、赊购、赊销等都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使交易链条中断。如作为市场经济核心的银行，信用就是其发展的基础。离开信用，股票、债券及其他金融衍生工具也都无法发展。而且市场经济越发展，诚信的作用越重要。

2、诚信是企业取胜的法宝

纵观中外的成功企业，都把诚信作为追求和必备的品质之一，无一不是以诚信为本而发展壮大的。如被誉为"腌菜之王"的海因茨，他成功的哲学就是"忍耐加诚实"。在1875年全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情况下，为了守信，他赔本收购，后来连自己的企业也破产了，但他坚信"一个诚实的人不会在商场上倒下"，仍在四处借债履行合约。后来他成为商场巨人，他的腌黄瓜、番茄酱全球闻名。他的成功是经营理念的成功，也是品质的成功。

3、诚信既是财富，又是财源，还是财力

"立信，乃会计之本。没有信用，也就没有会计。"诚信在会计行业尤为重要，正像中国现代会计先父潘序伦先生指出的那样，"立信，乃会计之本;没有信用，也就没有会计"，把信用作为会计工作的生命线，诚信不仅是一种责任，更与重大利益相关。守信者得到利益，失信者必将付出成本。对会计行业而言，诚信既是财富，又是财源，诚信还是财力。诚信是财富，是指它有助于会计业务的开拓，市场的占有;诚信是财源，是指它不仅可以使客户增多，扩大实力，而且可以使同行合作者增多，在合作中取得利润;诚信是财力，是指诚信品牌是一种极大的无形资产。诚信一旦缺失，就意味着失去了走向市场化与国际化的通行证。